太原乡村办“事筵”非常隆重，男女老幼都可参加，场面红火。
缺少照相机的时代，太原人办“事筵”便用画画的方式记录。
太原的乡村里，人们家中办大事时，习惯上把摆酒席大宴亲朋好友称为“办事筵”。“事筵”可让一户人家乃至朋友圈里的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过出一种仪式感。
前来帮忙的亲朋好友及村民们不说去“赴宴”或“喝酒”，也不说当今的流行词“赶饭局”，而是称“上事筵”或“在事筵上了”；服务于“事筵”的行业，如厨师、鼓乐班、出赁家具及算卦先生等，则叫“走事筵”“串事筵”。由此可见，事筵虽然也是“宴”，但太原人所称呼的一个“事”字，就使得这场宴席和一般的吃喝不同，是有着重要性的内容和目的。举办者并非闲情逸致地摆席，而“上事筵”者也不是仅带着一张嘴去混饭，双方都是事筵中的参与者，都要在事筵中互动，并把事筵推向高潮。“事筵”二字听上去实在、郑重，不但让人认可，且让人人都有一份事筵上的职责感。
婚丧嫁娶、祝寿以及盖房上梁等，太原人都统称为“事筵”。虽然各种事筵规模不一，但几乎各家都要摊上这揽子事儿，所以事筵不仅关乎自家的门面儿，也是乡村人家积累人脉资源的“助手”，更是一种浓郁的民俗活动。
据考证，宴席最早起源于氏族部落的合食制。西周之初，我国第一部礼仪制度书《仪礼》就记载了宴席上需践行的礼仪之规，其中的“乡饮酒礼”篇就是来源于宴席上的种种繁文缛节。而最早的“事筵”应该是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淮阴侯列传》：“令其裨将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会食”即相聚会餐。史载，楚汉相争，韩信领兵攻打赵国，来到紧邻太原东边的太行山井陉关前，赵王带了二十万大军前来迎击。当时，韩信仅有一万余人马，为了打败赵军，韩信将人马驻扎在河边列了一个背水阵。交战后，汉军面临大敌，后无退路，只能拼死奋战，“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背水一战”。战前，为了鼓舞士气，韩信许诺战斗胜利即可摆宴，也就是会餐。成天行军打仗的士兵吃饭需要自己埋锅造饭，伙食质量差不说还吃不饱，听说能会餐，虽然将信将疑，但是胃口被吊了起来，士气大振。后来人们把有战事才让“会食”形象地叫做“事筵”，即有“事”才会有“筵”，所以太原就流传下来“事筵”一词的说法，同时，事筵也附带了仪式感，因为来的都是圈里“瞧得起的人”。
地缘决定性格。太原人豪爽热情，所以力求事筵办得体面红火，有一种不同于一般的仪式感，所以事前准备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婚嫁事筵，首先要成立一个策划团队，包括总管、礼房、礼仪、厨事、杂务等等，所以被主家邀请来帮忙的人都有一份被认同的感觉。总管是团队负责人，但这是个技术活儿，不仅要通晓风俗，指挥得当，活跃气氛，还能巧妙地应付个别“上司”们的挑剔，维护主家的仪式感。
“上司”就是新娘家的娘家人。“上司”本是官场用语，蹊跷的是用在了婚礼事筵上，这就是太原乡村独特的地域说法。明朝实行戍边军屯制，太原是北方军事重镇，所以太原有“九营十八寨”一说。当时屯垦士兵多是抽丁而来，家境贫穷，年岁大点的就娶了屯营军官（即“上司”）家中的丫鬟女仆为妻，或上门为婿，这样名义上于公于私都属于“上司”范畴，于是仍将岳丈家呼为“上司”家，这一称呼便在太原民间流传下来，至今“上司”家人在事筵中仍是待遇规格最高的，也是仪式感最强盛的一族。这种仪式感可以说是对妇女地位的现实尊重。
一场事筵从入席、举箸、敬酒至宴毕，无不渗透着“礼”的情感，可以说是一场乡村礼仪的大展示。乡村的百姓对此并不马虎，因为稍有不慎，会授人笑柄。乡村礼仪多的无法一一罗列，它让每个来者都成了仪式感的实践者，在平凡的日子里有自己清晰的一个影子。
如今，随着社会物质的丰盈，办事筵的花名儿也增多了，有满月、周岁、十二岁及谢师宴等等，被邀请的范围也渐渐扩大，事筵成了很频繁的事情，但依附于事筵上的仪式感从未消失。
